2016年9月25—27日，由上海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所、上海市美学学会、《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当代文坛》杂志社、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等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的“艺术与美学中的话语创新暨别现代问题高端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欧洲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上海文广局、上海市美学学会、上海财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6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上海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所所长王建疆教授首先作了《别现代——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报告。王建疆教授指出，以2014年上半年的一场学术讨论为契机，他提出别现代美学问题，并进而在此后的多次会议上，将别现代内涵拓展到美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从在2014年第12期的《探索与争鸣》发表《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以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热烈讨论。这次会议特别邀请与他讨论的国内外重量级学者对别现代内涵、功能、意义等进行深入探讨。何谓别现代？首先，别现代是一种社会形态，对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概括。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其次，别现代是一种哲学的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话语的创新，别现代一词意涵歧义纷呈，具有极强的涵盖性，是汉语哲学功能的激活，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时社会现实对于话语创新的吁求。二是思想内涵的创新。别现代的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集纠葛或三位一体，从哲学上看就是时间或时代的空间化或共时态。于是，时间的空间化就成了别现代的思想基础。三是别现代的思维方式是跨越式停顿。其核心在于，在发展的顺风顺水之日，或者如日中天之时，当做断然的停顿。这不是脑筋急转弯之类的教学法或滑头主义，而是对于增长的极限的预知和对终极结局的了然于心，从而改弦易辙，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最佳的生存之道。王建疆教授进一步指出：由于别现代时期的内在矛盾和内在张力，导致了别现代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美学特征，分别形成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对立冲突与和谐共谋并存期、自我更新超越期。对应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美学具有讽刺、冷幽默、弘扬正气、塑造崇高的历史使命。 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Ales Erjavec教授在《对王建疆“主义”话题的补充性评论》一文中肯定了王建疆教授建立学术上的主义的主张，但也表达了集体主义计划创作对于哲学创造的危害的担忧。他认为，随着王建疆教授关于主义和别现代理论的出现，世界哲学由此可能会突破舒斯特曼哲学三帝国的说法，而形成一个哲学四边形，在这个哲学四边形中，一个新的力量即中国参加了进来，从而改变世界哲学的格局。但是，按照亚里士多德关于声音与语言的区别的说法，中国哲学的这种建立主义和别现代，目前还只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距离语言，也就是哲学帝国还很远。因此，全部的问题在于，不仅要建立主义，而且也要考虑如何建立。他举了法国用精英主义对抗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而取得成功的例子，进一步肯定了建立独创的学术上的主义的必要性。 斯洛文尼亚皮里麦斯卡大学的Ernest Zenko教授在其《平等带来的启示——评论中国美学的发展》的报告中以雅克·朗西埃所提出的“平等的哲学（philosophy of equality）”理论对别现代进行了解读，进而指出王建疆教授提出的别现代理论之下的时间空间化是一个很切合实际的理论，既不是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是西方理论的运用，而是基于对中国当代现实的考量。别现代是在抓住中国当下历史契机的基础上发展的，虽然仍然和西方理论发生关系，但别现代不是简单对西方理论的译介，正如朗西埃的观点，别现代是桥梁也是媒介，确保了中西方沟通的渠道和距离，从而有了自我主导的余地。 浙江师范大学王洪岳教授在对别现代的跨越式发展予以高度赞扬的同时，提出了跨越式转向等概念，对跨越式停顿与跨越式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发展别现代理论。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则通过黑格尔个案提出了现代性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在解读哲学经典方面遇到的困难。 作为大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会专家参观了“别现代艺术作品图展”，直观感受别现代的图像释义。按照“别现代艺术作品图展”主办方的解释，本次国际学术会议主要围绕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以及国内学者之间的批评和反批评从而形成的话语创新展开。在国际学术对话中，国外学者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中国的美学家对于当代中国的前沿艺术是无知的，因而中国的美学观点都来自西方美学，无法形成自己的审美哲学和美学主义，在国际美学舞台上只有声音而无语言。为了回应这一观点，会议主办方不得不从已经公开展出和发表的中国当代前沿艺术作品中搜集整理出一些图片组合起来，作为我们论点的说明和支持。这种论点的说明和支持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陈列出来，供与会代表专题学术讨论之用。因此，这个别出心裁、别有洞天的别现代作品展，就是让艺术来说话，让艺术家来说话，并回答中国当代前沿实验艺术是否是后现代艺术，是否是对西方的抄袭，是否侮辱了人生和艺术等前沿问题。 美国佐治亚州西南州立大学美术系Keaton Wynn教授在《不一样的现代艺术：相似的艺术，不同意义的别现代时期的主义》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更好地理解沃霍尔，我们似乎看到政治波普的策略、大众意象的含混以及别现代的某个侧面。但是，他以中国艺术家对波普艺术的移植及其不同，指出别现代的确是一种中国当代艺术的普遍现象，不同于单纯的后现代手法运用，别现代更具有内容与形式统一中的特殊性。这一点，在没有前现代根基和影响的美国当代艺术中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分析让我们感受到别现代的普遍意义。《当代文坛》杂志社常务副总编夏述贵认为，“别现代”一词词义非常丰富，除了不要、再见、告别、另外等含义，别现代还有一个“别扭”的意思，即别扭的现代性。但真正细究起来，似乎又不是。这就是别现代话语创新和思想张力的魅力所在，也是能够吸引国内外重量级学者讨论、争鸣的原因所在。因此，别现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创新基础上的话语创新。上海师范大学周韧副教授则在《别现代——审美的迷失与奇葩建筑》中指出，当代建筑充满了别现代的特征，在貌似奇葩的背后却是前现代思想意识与现代商业意识以及别现代手法的杂糅。这种杂糅的别现代无处不在。在别现代这一术语下，中国的艺术会获得一种自己的话语。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在其《钱钟书学案中的“暗思想”》一文中指出，钱钟书之所以是思想大家，在于其学术潜隐的暗思想，并具体分析了作为钱钟书“暗思想”系统赖以生成且定型的两大部件《宋诗选注》与《管锥编》，进而指出文言书写与札记文体是钱钟书暗思想难以辨识的核心缘由。与会代表认为，夏中义先生的发言隐含着对王建疆等教授对他的以学案来阐述思想的做法的批评的间接回应。复旦大学陆扬教授的《波德里亚的拟像世界》一文从后现代的媒介、消费文化、拟像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等三个方面，对波德里亚的拟像世界进行了分析，并联系当前中国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展开。四川师范大学的钟仕伦教授在《地域审美：一种新方法的可能性》一文中指出，地域审美是对艺术的地域性和地域中的艺术所进行的一种新的美学批评方法。联系到别现代的说法，他认为只有当人进入真正自由的时代，作为地域局限性存在的个人被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个人所代替，艺术的地域性才有可能被艺术的世界性所代替，而这一点，正是地域审美之所以长期存在的社会历史性的基础。上海财经大学周海敏教授在《“别现代”——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有益探索》的发言中指出，王建疆教授首创了不等同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别现代概念及其理论来主张并且高度概括他观察到的中国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的复杂历程，这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学术勇气和创新精神。话语权既是话语的道义力量，即所谓的说话“有人听”和“愿意听”；也是话语的强制力量，即所谓的说话“让人听”和“必须听”，是软实力的集中表现和国家强大的主要表征。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这里所要求的，就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劲提升。邵阳学院教授、大儒律师事务所律师于光荣在《知识产权欠发达的别现代时期我国企业的创新》的发言中指出，别现代时期我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高速发展，而思想却未能同步，处于欠发达状态。我国的思想欠发达也从知识产权欠发达上表现出来，由于企业是知识产权的主要和重要的来源场所，因而知识产权的欠发达也主要体现为企业的知识产权欠发达。企业知识产权欠发达的现状主要是：知识产权数量虽多但质量不高；发明专利少，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多；发明专利使用率低；专利维持时间短；专利使用范围窄；原创性知识产权少；国际知识产权诉讼多。企业克服知识产权欠发达现状的唯一途径是创新，要将观念创新落实在行动上；在时间上要打持久战；除了引进创新外，更要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如此，企业才能够迈着坚定而有力的步伐，走出国门，自豪地挺立于世界。 另外，平顶山学院王维玉副教授，北方民族大学的康勇副教授，分别从贾樟柯电影的别现代属性和中国文论话语的危机及其别现代出路等角度，对别现代理论做了应用性拓展，使得这次会议更加具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美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徐碧辉教授做了大会学术总结，她指出：王建疆教授在话语创新和理论自信的当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提出了别现代话题，使得话语创新落到了实处。而且，别现代理论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涉及到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既可以作为对客观现实的概括，可以作为对中国特色的表达，也可以是自我主张的独特表达，因而具有思想的张力，这个话题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